四十學《易》是一種味道，到五十歲看過更多的人世變故的時候再去學《易》，又是一種味道。所以，一切好書重讀起來都可以獲得益處和新樂趣。

我認為一個人發現他最愛好的作家，乃是他的知識發展上最重要的事情。世間確有一些人的心靈是類似的，一個人必須在古今的作家中，尋找一個心靈和他相似的作家。他只有這樣才能夠獲得讀書的真益處。

一個人必須獨立自主去尋出他的老師來，沒有人知道誰是你最愛好的作家，也許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。這跟一見傾心一樣。

 

人家不能叫讀者去愛這個作家或那個作家，可是當讀者找到了他所愛好的作家時，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。

關於這種發現作家的事情，我們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證。

有許多學者似乎生活於不同的時代裡，相距多年，然而他們思想的方法和他們的情感卻那麼相似，使人在一本書裡讀到他們的文字時，好像看見自己的肖像一樣。

以中國人的語法說來，我們說這些相似的心靈是同一條靈魂的化身，例如有人說蘇東坡是莊子或陶淵明轉世的，袁中郎是蘇東坡轉世的。

蘇東坡說，當他第一次讀莊子的文章時，他覺得他自從幼年時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著同樣的事情，抱著同樣的觀念。

當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詩集裡，發見一個名叫徐文長的同代無名作家時，他由床上跳起，向他的朋友呼叫起來，他的朋友開始拿那本詩集來讀，也叫起來，於是兩人叫复讀，讀复叫，弄得他們的僕人疑惑不解。

伊里奧特(George Eliot)說她第一次讀到盧騷的作品時，好像受了電流的震擊一樣。

尼采(Nietzsche)對於叔本華(Schopenhauer)也有同樣的感覺，可是叔本華是一個乖張易怒的老師，而尼采是一個脾氣暴躁的弟子，所以這個弟子後來反叛老師，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只有這種讀書方法，只有這種發見自己所愛好的作家的讀書方法，才有益處可言。像一個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見傾心一樣，什麼都沒有問題了。她的高度，她的臉孔，她的頭髮的顏色，她的聲調，和她的言笑，都是恰到好處的。

一個青年認識這個作家，是不必經他的教師的指導的。這個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；他的風格，他的趣味，他的觀念，他的思想方法，都是恰到好處的。

於是讀者開始把這個作家所寫的東西全都拿來讀了，因為他們之間有一種心靈上的聯繫，所以他把什麼東西都吸收進去，毫不費力地消化了。

這個作家自會有魔力吸引他，而他也樂自為所吸；過了相當的時候，他自己的聲音相貌，一顰一笑，便漸與那個作家相似。

 

這麼一來，他真的浸潤在他的文學情人的懷抱中，而由這些書籍中獲得他的靈魂的食糧。

過了幾年之後，這種魔力消失了，他對這個情人有點感到厭倦，開始尋找一些新的文學情人；到他已經有過三四個情人，而把他們吃掉之後，他自己也成為一個作家了。

有許多讀者永不曾墮入情網，正如許多青年男女只會賣弄風情，而不能鍾情於一個人。

隨便那個作家的作品，他們都可以讀，一切作家的作品，他們都可以讀，他們是不會有甚麼成就的。

這麼一種讀書藝術的觀念，把那種視讀書為責任或義務的見解完全打破了。在中國，常常有人鼓勵學生“苦學”。

有一個實行苦學的著名學者，有一次在夜間讀書的時候打盹，便拿錐子在股上一刺。又有一個學者在夜間讀書的時候，叫一個丫頭站在他的旁邊，看見他打盹便喚醒他。

這真是荒謬的事情。

如果一個人把書本排在面前，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說話的時候打盹，那麼，他應該干脆地上床去睡覺。

把大針刺進小腿或叫丫頭推醒他，對他都沒有一點好處。這麼一種人已經失掉一切讀書的趣味了。有價值的學者不知道什麼叫做“磨練”，也不知道什麼叫做“苦學”。他們只是愛好書籍，情不自禁地一直讀下去。

這個問題解決之後，讀書的時間和地點的問題也可以找到答案。讀書沒有合宜的時間和地點。

 

一個人有讀書的心境時，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讀書。如果他知道讀書的樂趣，他無論在學校內或學校外，都會讀書，無論世界有沒有學校，也都會讀書。他甚至在最優良的學校裡也可以讀書。

有些人在要讀書的時候，在書台前裝腔作勢，埋怨說他們讀不下去，因為房間太冷，板凳太硬，或光線太強。也有些作家埋怨說他們寫不出東西來，因為蚊子太多，稿紙發光，或馬路上的聲響太嘈雜。

宋代大學者歐陽修說他的好文章都在“三上”得之，即枕上，馬上，和廁上。有一個清代的著名學者顧千里據說在夏天有“裸體讀經”的習慣。在另一方面，一個人不好讀書，那麼，一年四季都有不讀書的正當理由：

春天不是讀書天；夏日炎炎最好眠；等到秋來冬又至，不如等待到來年。

那麼，什麼是讀書的真藝術呢？簡單的答案就是有那種心情的時候便拿起書來讀。

一個人讀書必須出其自然，才能夠徹底享受讀書的樂趣。

他可以拿一本《離騷》，或奧瑪開儼(Omar Khayyam，波斯詩人)的作品，牽著他的愛人的手到河邊去讀。

如果天上有可愛的白雲，那麼，讓他們讀白雲而忘掉書本吧，或同時讀書本和白雲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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