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歲周星馳：“我拍過很多喜劇，卻逗不笑自己”
因為小時候看的是笑料，長大後再細品電影中的台詞，悟的才是人生。
《回魂夜》裡，他說：“面子是別人給的，但有時候面子也是自己湊上來丟的。”
《國產凌凌漆》裡說：“就算是一條內褲、一張衛生紙，都有它的用處。”
《少林足球》裡又告訴我們：“做人如果沒有理想，跟鹹魚有什麼區別？”
周星馳把想說的都放在了電影裡，他說“小人物奮鬥的故事，往往是最感人的。”
因為經歷，所以懂得。
他自己從草根走來，他太清楚個人在社會中的渺小，在混沌中的慌亂，他太清楚從無人問津到靠近夢想中那些酸甜苦辣的過程。
《自卑與超越》一書中說：
生活的不確定性，正是我們希望的來源。
而周星馳電影傳達的，正是在紛擾的當下，這份或許黯淡但依然值得堅持的希望。
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南西北風。
無厘頭，有悲憫
有人問，究竟是周星馳成就了無厘頭，還是無厘頭成就了周星馳？
或許，兩者兼而有之。
把沒有邏輯的笑料通過快速的節奏，密集的釋放到觀眾面前，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笑料打擊，讓觀眾感到放鬆，這是無厘頭的妙處所在。
而其實，它也是90年代香港人徬徨與迷茫的宣洩口。
隨著周星馳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電影創作中，他更多地借用了無厘頭喜劇的殼，裝入了更深層次的思考與人文情懷的核。
周星馳曾說：
很多時候我會見到社會上的一些不公正、不公平的事情，你有沒有膽量站出來主持公道?
老實說我沒有這個勇氣，所以只能寄情於電影。
公眾面前的他始終訥言，所有的情感及關切，他都裝進了電影裡。
於是，我們看到，《美人魚》裡說：
“如果這個地球上連一滴乾淨的水，一口乾淨的空氣都沒有的話，你掙再多的錢也是死路一條。”
從小人物到大環境，周星馳電影的角度也越來越多元。
但隨著周星馳一邊日益鞏固的喜劇大師的地位，另一邊他的負面消息卻也甚囂塵上。
越來越多的聲音公開批評他“太上導演”、“不會做人”、“片場暴君”……
在一次採訪中，柴靜曾經問過：“面對這麼多的輿論和看法，你接受嗎？”
周星馳沉默了許久，說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怎麼就變成這樣了。”
這個答案，從早期跟他搭戲的毛舜筠的評價中，或許可以窺見端倪。
她說：
周星馳這個人很怪，我們做演員，都想著做好本分就行了，但他不是。
我跟他搭戲時，他脾氣差得要命，整天要求改劇本，不滿意他就發火。
或許應了那句，能力越大，責任越大。
周星馳對作品的偏執，讓他與周邊人群格格不入。
觀眾喜歡他因偏執交出來的作品，但同事卻忍受不了這種人情味上的寡淡。
王晶說：“周星馳的這種滄桑和憂鬱是從頭至尾的，他似乎是把所有的笑都留在銀幕上，好像生活中你想看見他笑就得先付錢一樣。”
如同無厘頭電影裡暗含的悲憫一般，周星馳也有AB面，身為喜劇人，卻是一個悲觀主義者。
電影裡那些癲狂的笑，都是哭的偽裝。
馬雲曾說過，中國人是周星馳的電影一定要看，金庸的小說一定要讀。
可惜近十來年，周星馳每一次電影推出來，總會有唱衰的聲音，說他江郎才盡。
周星馳認真地回答：“我也恨自己能力不夠，也不夠聰明，想的事情也不夠快，我希望我可以再快一點，因為沒有時間了。”
這個回答，究竟是謙虛還是自卑，已經不太重要，畢竟更該慶幸的是，周星馳還在。
這個時代，我們依然需要周星馳的電影。
無論是剛畢業的迷茫，還是人到中年的徬徨，我們依然需要從電影中汲取到小人物孤勇的光。
正如《喜劇之王》裡柳飄飄茫然地說：“前面漆黑一片，什麼也看不到。”
樂觀的尹天仇說：“也不是，天亮之後會很美的。”
